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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鉴定《读诗疏笺钞》想到的

【2017-03-30】【来源:中国文化报】【字体: 】【颜色: 绿

   沈 津

  近日翻阅旧时笔记,多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所见善本图书的记录,尤其是1978年至1985年者为多,盖其时参与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编委会的初审、复审、定稿时所记。其中有些记录是在审校善本图书以卡核书时所发现的问题,有的是根据复印件或照片做出判断的不同版本特征,有的是请教顾师廷龙、潘师景郑、冀淑英等先生后所得。当时随手做的记录中,涉及书估(同“书贾”——编者注)作伪、著录错误、著录不妥的较多,这在今天看来,或许对有些研习版本鉴定者,或图书馆专业人员有些借鉴。反之,如若当年不及时记录,那也就烟消云散,记忆不再了。

  《读诗疏笺钞》版本的鉴定

  上海图书馆藏的《读诗疏笺钞》不分卷,题清程晋芳撰。卷一第一页有“歙程晋芳学”,并钤有“鱼门”白文小印。原著录作“手稿本”,1961年时定为二级藏品。1981年,我在复审此书时,调出原书细看,发现“歙程晋芳学”之“歙程晋芳”四字系挖补后所加,栏线接缝紧密,初看无隙。如此,作程晋芳“手稿本”就有疑问了。一般来说,作者都很重视自己的著作,所以在第一页上书写自己名字以示慎重,而此本却在作者名字上去作挖补,那就有问题了,因为从未有作者本人在第一页作者项处对自己名字写错并挖补的。此书有钤印,为“磊所见”“陈氏审定”“鱼门”。“陈氏审定”的印钤在“程晋芳”的中间。

  此书后以“手稿本”而被误收入上海图书馆编《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》第98页。此书在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里未收,盖当年认为是“清抄本”而删去。

  程晋芳,字鱼门,安徽歙县人,乾隆三十六年进士,是重要的四库全书纂修官。实际上,这部书并非程晋芳的著作,作者应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人,书之第一页上原应为“□□□□学”。只是因为书上钤有“鱼门”的印,别有用心者就将“□□□□”剜去,另配相同纸色补写“歙程晋芳”,加上有程氏“鱼门”之印,这样就可以使人认为这是程晋芳的稿本。对于书估来说,只要能赚钱,他必定会使伎俩发挥作用,而购书者稍有不慎,或眼力不济,那绝对是会上当受骗的。

  版本鉴定非一朝之功

  版本鉴定是一门学问,说是学问,就是说里面有许多问题还值得研究,有些前人早已涉及了,有的则没有,还需要将来有人再做下去。周越然先生1945年初曾写过一篇《古书的研究》,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版本鉴定不容易。一是说叶德辉旧藏《韦苏州集》,叶的《郋园读书志》中称之为“北宋胶泥活字本”,后来书归周越然,周细细审察,知为明代所刻,非宋代之本,更非活字本。二是说四川重刻《唐诗纪事》,前人断定原本为“宋刻”,因字之缺笔避讳,统与其他宋版书相同之故。实则原书系明嘉靖二十四年张子立刻本。重刻者不见子立原序,遂有此妄断。周氏藏有明刻本,且原序未失,故知其误。

  由此而想起,1979年12月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编辑工作会议在江西南昌举行。某图书馆为了配合会议,临时做了一个善本书的展览,将馆藏的一些重要版本和有特色的书请与会人员观赏。那天早上,沈燮元拉我去看展览,并说有一部书你看看是什么版本。原来那是一部《大广益会玉篇》30卷,在说明卡片上注明是“元刻本”。我一看就说这部书不收。这是一部日本刻本。因为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不收外国图书,所以就不入目。沈又说:(北京某馆)认为是元刻。后又请丁瑜来看。丁瑜看了,意见和我相同。事后,我告诉沈燮元,这倒不是我高明,而是事前我曾做过功课。因为前不久我在四川省图书馆也看到这书,也是作“元刻本”,当时觉得有疑问,那时没有复印机,我就记下该书卷一第一页和其他页的特征,回到上海后,即调出上海图书馆藏的元刻本和日本刻本,仔细比对特征,再请教潘师景郑先生,原来川馆所藏是一个日本据中国元代刻本翻刻的本子。日本早期翻刻中国的书,字体极似旧本,但用日本皮纸,较中国皮纸更韧,此种图书,稍一疏忽,即会走眼。

  再就是1980年的事了,北京某大学图书馆藏《中吴纪闻》6卷,宋龚明之撰,明正德九年龚弘刻本。卡片上写有“据宋本校及清黄丕烈校”,并有李盛铎跋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编委会的何金文(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)在审阅此书卡片时,觉得“黄丕烈校”有疑问,就请教也在编委会工作的该大学馆某先生。某先生说没问题。也很巧,过了些日子,我和沈燮元去该馆看一些有疑问的版本图书时,何金文便委托沈燮元顺便也审看一下黄跋的真伪。黄丕烈是清代大藏书家,他的题跋一直为后人所重视,而沈是研究黄丕烈的专家,几十年来一直在和黄氏进行跨时空“对话”,所以他对“黄体”太熟悉了。果不其然,书一打开,他是一眼定“乾坤”。黄跋的字有点像,但没有黄的韵味,那当然是后人摹写,而非黄氏手书(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收入此书,但删去黄跋之语)。

  那一天,沈燮元和我还看了该馆原作明抄本的《嘲颐》,一册,也有黄丕烈校并跋,纸较新,黄字是比黄丕烈还黄丕烈,又是书估作伪的小技(后因抄本不旧又有伪黄跋,删去不入目)。又《广韵》原作元泰定刻本,为杨守敬自日本购回,装订形式悉日人所为,每页均裱糊,实非中国刻本,而为日本所刻。翁方纲《复初斋诗草手札》,20余札,甚拙劣,俱清末民初书估所伪。

  多看真迹、多加比勘得真知

  黄丕烈是大家,名声远播,所以有的书估即摹黄跋作伪。而黄丕烈在他那个时代,也见过不少书估的欺诈手段,《荛圃藏书题识》卷七中跋宋刻本《碧云集》中就有记载。癸未,道光三年(1823),距南宋约700年,与我们今日见到的明初刻本在时间上差不多。黄见古董铺中所售之书,题宋版者,多为不真之物,文中所云“近日覆刻本”当是嘉庆、道光间的仿宋刻本。所以书估作假唬人的把戏,只能骗骗一般的读书人,或新的没有实践经验的藏书家,而碰到像黄丕烈这样的“老眼”,就不行了。

  作伪者总是有着碰运气的想法,20个人中只要有一位上当,他也就能如愿得逞。然而这种人,逞其心力,仿作前人之迹,用纸可以寻觅,但笔墨韵味则很难达成,尤其是一气呵成,甚或是用笔的牵丝及转笔处,作伪者的破绽必定在此败露。一般来说,仿者不过刻求字体形似而泥其迹,从不究其所以然,而这个“所以然”往往就突显作者的学术水准。盖前人读书心得、灵机妙绪,借笔墨以传之,那是应腕而来。而后人看重前人手书,更是贵在其精气,而赝字伪跋,尽失前人灵妙之趣。所以伪者所书,用笔轻飘,故显软弱无力,又因为字乃照样摹写,定呆板做作,水平低下。所以,一本书有跋,且是名人之跋,你就要注点意,如你是专家,当能一眼看穿真伪;若是新手,或经验不多者,则应细看。一般来说,伪跋放在面前,会有满纸牵强之感。

  当然,对名人题跋的鉴定,如要真去掌握,只有一条,那就是必须多看真迹,甚至还要设法将伪作放在一起多加比勘,方能得出真知。上世纪70年代,我就曾为弄清黄丕烈跋的真伪,专门调出上海图书馆藏的全部有黄跋的善本书,包括过录黄跋的书,细细比对,尤其是字形、起笔、转笔以及捺笔等,花了不少功夫,方才略知一二。

  在对古籍善本的鉴定上,每个人的经验都很有限,都必须借助各种工具书、参考书,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的几年中,每次追随顾师廷龙先生外出讲课、开会,无论四川、浙江,江西、江苏,他老人家都带一本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,碰到问题,临时可救急。当然,我也有过鉴定上的错误。有些事,真的是只可意会,不能言传的。信然。

  (本文选自沈津著《书海扬舲录》,有删节,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,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1月出版)

【责任编辑:苦菜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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